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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空壳公司的形成原因和金融机构防范方式(上篇)

来源  受益所有人 

近年来,侵财类刑事犯罪及逃税类经济犯罪形式不断演变和转化,银行账户已经成为上述犯罪清洗犯罪资金的重要工具,账户买卖行为等黑色产业从公开化转为地下化。

一方面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创造”了各类新型犯罪手法。另一方面为了规避打击,需要大量银行账户,过渡犯罪资金,掩饰或隐瞒犯罪所得。

银行账户买卖已经呈现出产业化特征,黑产分工越来越明晰,甚至有专业机构和人员参与其中,形成注册、开户、买卖、使用等“一条龙”服务

今年以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犯罪分子明目张胆打着扶持小微企业的旗号,设立空壳公司,骗取营业执照,申请开立单位银行账户,再利用银行账户开展犯罪活动的案例层出不穷。

金融机构作为开立银行账户的提供者,往往很难避免被“以案倒查”,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已暂停620家银行网点1至6个月开户业务,说明金融机构防范空壳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能力仍有待加强。

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不仅局限于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方可实现控制空壳公司的目标。本文拟探讨空壳公司形成的原因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措施。

空壳公司的由来和发展情况

空壳公司一般指公司注册成立以后,没有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员工的公司。注册空壳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银行账户,作为过渡资金的途径或手段。

空壳公司和皮包公司有相近之处,但两者又有区别,皮包公司是商业“掮客”,资金交易往往有真实的交易背景,而空壳公司的资金交易可能虚构交易背景,隐瞒和掩饰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与洗钱犯罪特征非常相像。

空壳公司已经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但是管理工作并未形成合力,空壳公司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笔者通过某搜索引擎轻松找到公开售卖空壳公司的聊天群(空壳公司吧),呈现出半公开的状态。

原先的空壳公司绝大多数为新注册,现在出现将不再经营的公司转售,重新包装后躲避审查。由于利润高、风险低,注册空壳公司再开立并买卖公司账户受到犯罪分子的青睐,亟待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解决这一社会顽疾。

金融机构的主动防范意识和面临的问题

笔者非常同意某地监管人员提出的,“金融机构在防控空壳公司风险方面,要有履职免责边界,不能无限承担责任”的观点。空壳公司从注册、开户、买卖、使用有多道环节,如果仅由商业银行全面负责核实空壳公司的真实性,既不明智也无可能全面落实。金融机构本身是服务性机构,与客户处在同等地位,而在服务过程中,有时甚至处于弱势地位。

例如开展客户身份尽职调查过程中,按照监管规定,必须制定服务时间,导致尽调过程无法做到位。在收集客户身份资料方面,客户不能提供或者不愿意提供辅助身份资料,金融机构能够采取的控制手段非常有限。

按照“严监管”的工作思路,一旦异常客户开户成功并发生异常交易,银行即需承担没有履行尽职调查责任,形成的“原罪”,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开立空壳公司建立业务关系。

开户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突破道德底线,主动违规为空壳开立账户提供帮助,并且获取蝇头小利的极是极个别现象,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不作为、不履职、不尽职。

当前最主要面临的矛盾仍是金融机构如何识别空壳公司、如何拒绝开户、如何尽快发现、如何阻止交易、如何报告可疑客户与交易、如何采取后续控制性措施等方面问题的标准不明确。

一方面金融机构囿于监管制度框架,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停基本留在“抄作业”阶段,以监管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 “工作指引”为金标准,无法也不能突破监管制度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刀切”尽职调查方式已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如必须上门核实、与法定代表人核实、提供辅助身份资料等),控制措施无法实施精准识别,导致客户产生报怨。

监管部门对于不断变化的问题,只能不断改变监管要求,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金融机构控制空壳公司风险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需要不断从实践出发,突破原有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和账户管理体制的束缚,营造更为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源头治理的问题

注册制改革带来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由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取消了原有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硬性规定,取消了经营范围的登记和审批。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企业账户核准类登记,充分释放了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但客观上也降低了注册空壳公司和开立账户的门槛和成本。

从金融机构业务角度看,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及账户管理规定的身份证明文件要求开户,金融机构通过联网核查或者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电子营业执照自动核验)核验信息真实、有效、完整即已基本具备办理开户的基本要件。

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工商企业、个体经营者的准许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凭证,具有法律效力,金融机构必须予以认可。金融机构以营业执照相记载的事项不真实、不精确为由拒绝为客户开户是站不脚的。如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场所,金融机构就可以推定是真实的,有效的地址,否则营业执照本身就失去了公信力。

 审查职责不明确带来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发布《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11-2020)》披露,2013年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数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均新增市场主体总量超过千万家。

尽管受到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2020年我国新增注册市场主体仍呈现逆势增长势头,全年新增市场主体近2360万家,同比增速达21.95%。

 由于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活动高发,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开展企业上门核查,此举实际上替代了市场监管部门履职。面对每年天量新增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金融机构全量开展逐户尽职调查,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如要求金融机构上门开展现场尽职调查,不但需要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并且风险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开户时上门核查有客户营业场所,并不代表企业永远在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如果金融机构每年定期回访,又将是天量的成本支出。

金融机构还要考虑落实服务方面的问题,如《小微企业银行账户开立服务规范负面清单指引》规定,“不得仅以办公场所较为简单、没有企业门牌、雇佣人员较少等理由拒绝小微企业开户”。

逐户上门必然延缓开户速度,遭到客户投诉,甚至监管部门处罚。即使金融机构发现空壳公司,因无行政执法权力也只能拒绝开户了事,反而为空壳公司今后应对金融机构积累经验。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行或委托外部机构逐户现场核查,结果应与金融机构核查结果基本相同。从风险控制,成本投入,法规要求,办理实效等方面看,均不可能坚持长期坚持。

 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于核查企业真实性均有苦衷和难处,导致犯罪分子更易钻政策漏洞,形成监管缺位。

 招商引资和账户数量考核的问题

各地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设立的经济城、经济小区,提供集中注册地、代理记账等服务,对引入企业资质审查不严,客观上造成企业基本信息重复、雷同;企业经营地与注册地大量分离,企业注册地址无法查找等问题。

部分金融机构内部对客户经理设定新增企业客户考核指标,为了完成开户指标任务,与代理注册公司合作,引狼入室,多种因素叠加,滋生了空壳公司生存土壤。

 社会公众认识与惩罚方面的问题

社会公众由于缺乏法治意识或者纯粹为了逐利,听从他人摆布利用本人身份注册公司,获取不法利益。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买卖公司的自然人虽然触犯法律,但并未实施后续犯罪,且可能尚未造成的社会影响,评估受到法律制裁概率与获取经济利益,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出租、出借本人身份,取得营业执照,只要完成开户就能获得钱财,决不可能在最后一刻放弃开户。金融机构开户阶段要求由客户承诺合法合规使用账户,是一种姿态表示,对防范风险起到作用微乎其微。

买卖银行账户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齐抓共管,方可管理好空壳公司注册和开户方面的问题。

金融机构处于空壳公司买卖问题的末端,源头没有管好,问题会在末端暴露。即使监管部门加大金融机构的处罚力度,不可能解决上游的问题,一旦空壳公司这一“怪胎”诞生,后续治理的难度和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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