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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洗钱工作的十大关系(下篇)


原创 clearcenter 受益所有人 

作者:clearcenter

关于作者:20年的银行实际工作经验,熟知监管部门的最新法律法规。大型国有银行、中型股份银行及外资银行工作经历以及十多年银行会计业务管理经验,对于银行柜面业务风险点掌控有独特的见解与分析,可对商业银行提出较有建设性的管理建议。

7.反洗钱内部协调与外部信息共享的关系

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大对业务条线的处罚力度,对一道防线(业务部门)负责人实施个人经济处罚。如202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行政处罚决定[26]对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零售、公司、运营、国际业务、信用卡、电子银行、软件开发、资产管理负责人实施处罚。可以讲,几乎囊括了该行全部业务条线部门,说明监管部门认定该行反洗钱工作架构存在结构性、系统性问题。

一道防线是控制洗钱风险最为有效的关键环节,一旦一道防线管理失控,通过二道防线(合规)、三道防线(内部审计)补救,风险敞口已经很大,很容易造成风险失控。但是长期以来,洗钱风险管理职责是牵头部门与业务条线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议点。

业务条线自认为洗钱风险是由反洗钱牵头部门负责,业务部门的职责是营销和服务客户、创造利润、创新业务。牵头部门苦口婆心的规劝,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缺乏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重视,牵头部门职责难以落实。

反洗钱牵头部门职责主要是制定规则和管理规则的落实情况,业务条线应当按照规则体系制定和修订内部实施细则,以确保反洗钱制度有效实施。

近年来,我国为落实FATF第四轮评估后续整改要求,反洗钱工作进度明显加快。从部门行政规章、行发规范性通知和局发指引类通知等三个维度大量出台反洗钱工作制度。反洗钱管理覆盖面之广,实施难度之大、落实要求之高,达到前所未有之地步。反洗钱牵头部门从理解、掌握到内化这些规定,必须具有强大的业务基础知识和充足的协调能力权限。

但是大部分机构的反洗钱部门地位比较尴尬,既是制度落实单位,又以是风险管理单位。业务单位“躺在”牵头部门身上,特别是加大处罚力度后,推卸自身的工作责任,不想承担,不愿承担的想法十分普遍。业务部门最大的问题就是以本业务条线的专业问题,来质询反洗钱落实要求,甚至要求反洗钱部门为本部门制定实施细则。

这是必须予以纠正的错误观念,否则牵头部门会变成一个兜底部门,任何业务反洗钱风险管理的过失,都由牵头部门负责。业务部门的不按照制度要求落实工作要求,以各种理由推迟完成工作任务,也是反洗钱牵头部门遭遇的难点问题。

监管部门已经要求从“两会一层”开始,落实反洗钱工作责任,并且明确董事会要负最终责任。[27]从当前了解到情况看,通过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并处罚后,这家机构的反洗钱内部协调问题确实可以得到一定的程度的改观,部门配合意愿显著提升。从长远来看,通过监管部门处罚得到效果,落实反洗钱义务必须仍应从思想上意识到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处罚与奖励机制并重,才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反洗钱信息共享,既包括制度信息共享、管理信息共享,还包括客户信息共享。光靠一家机构人员依照文件自行理解,闭门造车式的工作方式,不利于提高全部义务机构的履职水平。随着微信等通讯工具普遍使用,反洗钱信息社会共享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评估,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反洗钱制度与管理信息的共享。

而客户信息共享仍无法实现,因客户信息具有私密性,现行反洗钱法律体系尚未允许义务机构共享可疑客户信息,使客户信息共享问题较难解决。形成全社会的洗钱风险控制网,是今后反洗钱工作的必由之路,当一家机构发现了异常客户以后,实施控制性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后,对异常客户的影响微乎其微。异常客户马上可以到另一家机构开户或者启用其他机构的账户,继续开展洗钱及其上游犯罪活动毫不受到影响和制约。

限于每家机构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的制度、人员水平不一、以及异常客户伪装水平和规避手段不断翻新,全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成本高昂。当前,为了打击买卖银行卡和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率先作出有益的尝试,通过账户管理系统的大数据分析以及发布黑名单客户名单,提示金融机构对可能存在异常的客户,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排查,金融机构“群防群治”堵截异常客户多头开户情况相信将收到较为良好的效果。

 

8.上报可疑交易与确认上游犯罪之间的关系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动修订《反洗钱法》进程[28],并将有效打击洗钱犯罪及各类上游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领域。按照我国现行《反洗钱法》与《刑法》第191条“洗钱罪”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类型契合。有消息称,《反洗钱法》修订工作中提议将全部上游犯罪类型纳入洗钱上游犯罪类型。

当前,按照可疑交易报告方式分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和一般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时,需要判断客户可能涉及的上游犯罪形式。也就是讲,金融机构需要从七类上游犯罪形式中挑选一种或多种涉嫌上游犯罪的罪名,以使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后续调查。金融机构确认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时,需要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从监管部门角度看,此举非常正确,一是可以避免义务机构提交“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使可疑交易报告失去情报价值。二是减少可疑交易报告调查成本,更有针对性的发现上游犯罪形式。三是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可以与司法部门形成合力,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

从国际标准看,FATF 40项建议,并未要求反洗钱义务机构调查客户的上游犯罪类型,此项工作应由有权机关调查。世界各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FIU,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设立在司法部门(警察)较多,法律赋予了调查权,可以对客户实施侦查工作,收集犯罪证据,确定犯罪事实,进一步提起诉讼程序。

从义务机构角度看,可疑交易报告仅是按照法规规定,通过客户交易,身份和行为三个维度判断是否存在异常,如果存在异常,就应向监管部门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当然,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并且有合理的判断,经过内部审批程序,方可向监管部门报告。

但是,可疑交易报告分析仍是世界性的难题,按照法律规定,金融机构调查只能浮于表面,不可能穿透到实质,并且缺乏必要的调查手段,仅从少量的、碎片化的信息,难以证实客户上游犯罪方式。有时即使金融机构自认为证据充分,在监管部门或司法部门看来,证据仍是缺乏可信度和不可追溯。

近几年的我国反洗钱工作实践,可疑交易报告成案率在不断增长,上游犯罪类型定义越来越精准,情报价值有所提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效可疑交易报告仍会占到绝大多数,能够精准定义上游犯罪的可疑交易报告无疑是极其稀缺的。因此,提交可疑交易报告的目的、方式和价值,需要认真的审慎评估和反思,如果这个目标需要投入巨大的反洗钱资源,但收效甚微,既违背经济原则,更不符合风险为本的原则。

经过分析认为,客户身份或交易存在可疑的,不仅仅是立即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更不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判断上游犯罪类型,而是应该开展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并且采取必要的控制性措施,如限制或降低交易频率、金额和笔数,关闭某类交易渠道,甚至是断绝与其业务往来,以缓释金融机构自身面临的风险,达到遏制洗钱的目的。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只是形式,而采取控制性措施,才是可疑交易报告的实质。

 

9.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关系

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年第3号)对可疑交易报告有明确的规定,可疑交易不区分所涉资金或者资产价值大小,均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29]同时,《管理办法》又规定了义务机构需要报告大额交易报告,且交易报告明订报告标准,因此可以推断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关系。

按照《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本机构的可疑交易监测标准,并对其有效性负责。[30]所以,通过系统层面分析的可疑交易必须是可量化,可计算和统计的。通常的洗钱惯用手法为“分拆”方式,因此设计合理的数据提取标准有利于借助技术手段分析可疑交易,而减少人工主观判断是可疑交易最终目标。

大额交易报告并非全世界通行的标准,如我国香港地区仅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大额交易是可疑交易报告重要的信息来源,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按照法规规定,金融机构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在开展反洗钱调查时,大额交易即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除涉及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以外,洗钱犯罪一般是较为大规模,有组织性质的犯罪行为。

退一步讲,如果洗钱规模并不是很大,义务机构一般很难发现,而且对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小。客户发生大额交易且与其身份存在明确的确切性,义务机构即应开展调查,既可以最大程度上节约反洗钱工作资源,又可以合理控制客户洗钱风险。

从国家洗钱风险或机构洗钱风险分析,对义务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特别是新型洗钱犯罪手法应当有一定的容忍度。而义务机构则应积极从大额交易中找寻可疑交易线索,分析交易逻辑和背景,展开充分的想像力,并与监管部门密切配合协作,以期堵塞洗钱交易路径,形成良性的、闭环式的风险管理方式。

 

10.客户身识别与客户尽职调查的关系

我国反洗钱工作的专有名词几乎全部为国际反洗钱标准的翻译,属于“拿来主义”。如客户身份识别即为KYC(Know Your Customer,了解你的客户)的意译。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按照国际准则规定,制定并颁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并明确提出“客户身份识别”这一基础性概念,要求反洗钱义务机构必须履行身份识别措施,防范客户未通过身份识别而将上游犯罪资金引入义务机构,实施洗钱行为。

从后续实践工作看,该《办法》对义务机构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通过例年来反洗钱处罚数据统计,可以清晰地看到义务机构被处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可见客户身份识别确实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

201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顺应国际通行标准,在其官网上公布拟修订《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31],2020年4月,第二次于官网上公布拟修订该《办法》[32]。

两年连续制订计划拟修订一项办法,在监管部门立法立规历史上较为少见,说明监管部门对修订该《办法》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迟迟未予发布,可能也是在不断抉择我国具体落实尽职调查的难度和遵守国际标准之间的平衡点。

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完成《修订草案》初稿[33],并征求行内、行外有关单位意见。据此可知,修规计划已正式开展起来并且按照一般规律,应当征求的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修订最大的亮点即是将“客户身份识别”修订为“客户尽职调查”。

依前文所述,该名词仍为国际标准CDD “Customer Due Diligence”的中文翻译。KYC/CDD在英文语境中经常混用和相互替代,也就是讲是同一种意思,修改制度名称并不能替代客户身份识别的实际意义。从中文语境上看,貌似尽职调查的要求高于身份识别,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两者也并无本质差别。

尽职调查是身份识别的合理补充,身份识别应当是基础性工作要求,不宜将尽职调查标准制定过高或不切合义务机构的自身能力,盲目扩大义务机构信息收集范围,选择“一刀切”的身份尽职调查措施,对义务机构将造成难以估量成本支出和声誉风险,同时也加大了监管工作压力和工作难度。

从多年反洗钱实践工作看,异常客户仅占普通客户的极少部分,运用的合理资源发现和控制洗钱风险因此,按照“风险为本”原则,根据客户身份、地域和开展业务,区分收集资料的范围和要求,对于高风险客户开展尽职调查并收集足够的资料证实建立业务关系和交易的目的,对于当前身份识别工作尤为重要。

身份识别或尽职调查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规章制度应当充分考量风险控制和具体落实之间的差距,如果一项规章制度超越于义务机构能力,则要考虑顶层制度设计的实际落地,分阶段逐步落实改进,对于与洗钱风险无关或者无法证实的身份信息,更不宜强制义务机构要求收集[34]

按照《草案》新的要求规定,尽职调查工作显然在短时间内无法一步到位,可以预测的是,义务机构将遭受监管部门更为严厉的反洗钱处罚。

国际组织对我国开展再次评估时发现,我国义务机构在身份识别工作中出现普遍性违规,既不利于全面反映我国多年反洗钱工作成果,更使我国整体反洗钱国际形象受到影响,深层次对我国国际金融安全和金融合作产生巨大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26.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4081330/4081344/4081407/4081705/4188816/index.html

27.《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28.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96598/index.html

29.《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30.《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31.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http://www.pbc.gov.cn/rmyh/105208/3809096/index.html

32.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http://www.pbc.gov.cn/rmyh/105208/4009007/index.html

33.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3录保存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联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219734/index.html

34.如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收集自然人客户工作单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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